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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乾盛世里之铜陵人过年

2016-4-8 16:23| 发布者: 来去| 查看: 858| 评论: 0|原作者: 陈七一

摘要: 康乾盛世里之铜陵人过年文/陈七一猴年春节,甚是闲暇,随手翻检乾隆版《铜陵县志》,便想着看看那时的铜陵人年是怎样一个过法。县志记载:明崇祯十五年,铜陵人口为14953人,到了清康熙朝,人口大增长,至康熙五十年 ...

猴年春节,甚是闲暇,随手翻检乾隆版《铜陵县志》,便想着看看那时的铜陵人年是怎样一个过法。
   
 县志记载:明崇祯十五年,铜陵人口为14953人,到了清康熙朝,人口大增长,至康熙五十年达24460人,在当时是个人口小县,加之县域壤地偏小,铜陵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蕞尔之县。但我古铜都襟江带湖,具八宝之饶,得天时地利福佑,人民倒也安居乐业,虽无商易于四方的富商巨贾,也没有巨家厚蓄之宅,而民人敦睦好礼,务本崇俭,民风淳朴。

铜陵地处吴头楚尾,春秋战国时,递次轮属吴楚。宋元明清皆属池州,风俗中除端午划龙舟包粽子从楚俗外,大抵皆从吴俗。

康乾时代,铜陵人过年从腊月二十四开始。腊月二十四,过小年,也称祭灶。北方习俗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,日子不同,程式大体相似,不过“设席飨祖先,祭灶及五祀之神”。办一席酒肉果蔬,按秩序延请祖先享用,今天在后山区和圩区一些大家族仍沿袭此礼。
   
 祭灶和祭五祀之神,现如今大约是没有的了。

祭灶的仪式,在七八十岁老人,可能还有些印象。到了祭灶神这天,人们以旧灯糊上红纸挂在灶龛两旁,并贴上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的红纸对联。入夜,供桌上摆上好酒好菜,以让灶王爷酒足饭饱,留下好印象。同时还要摆上为灶王爷特制的圆形麦芽糖,叫“灶糖”。用意有二:一是糖是甜的,灶王吃了,上天汇报时可以甜言蜜语地“上天言好事”;另一意思是糖粘嘴,灶王吃了,把嘴粘住,在王帝面前开不了口,坏话说不成。灶神上天要骑马坐轿,送灶人家要替他置备纸马纸轿,并摆一撮豆子作为喂马的饲料一齐摆于供桌上。老百姓把“拿了人家的手短,吃了人家的嘴软”这一套人世生活经验,也用在了对灶神的供奉上。

祭五祀之神就是祭祀住宅内外的五种神,具体指门、户、井、灶、中溜之神。中溜就是天井或者住宅中央。门、户,人所出入,井、灶,人所欲食,中溜,人所托处,五者功钧,故俱祀之。按照王充的说法,就是回报五神福佑之功,祈望五神来年一如既往地保佑。这五神之中,门灶以外,无所畏惧的今人很少知其然,更遑论知其所以然并祭祀了。

祭祀之后,便是“扫室宇馈岁”,就是现今的打扫卫生,寓意就是扫除一年的积尘旧垢和一切不愉快,为新年营造一个清洁的环境和亮堂堂的心情。这天,家家户户砍来松枝或竹枝,绑在长竹篙上,家里劳力穿戴上防尘衣帽,从天花到高墙房柱屋角自上而下,从堂屋到卧室再到厨房轮流打扫一遍,过细的人家还要把正房屋外和脚房都纳入扫邋遢的范围。

二十四以后,农家开始做糖蒸糕打豆腐,杀猪宰羊,置办年货,为过大年做准备。

除夕,农历年的最后一天,因大多年份腊月月大有三十天,除夕又被称为年三十。年三十与元日首尾相连,是一年中人们除旧布新、祈福禳灾的日子。在这一天里,人们“祀祖先,家众欢饮,多坐至夜分,谓之守岁。烧爆竹,换桃符门神春贴”,这些习俗一直沿袭至今。是时,无论贫穷或富有,绝不忘悼念先祖,慎终追远。有的在年三十上午上祖坟祭奠,祖坟远的,就在家门口择地烧纸化钱,望向而拜;有的则在年饭前于中庭供奉祖宗牌位、挂出祖宗绣像或画像,进香化钱、斟酒奉茶,举家磕头跪拜,礼毕方可入席,全家团团圆圆,开怀欢饮。

除夕守岁,士庶之家多围炉而坐,品茗游戏,谈笑畅叙,达旦不眠,“穷冬欲去尚徘徊,独坐频斟守岁杯”记录的大约是这样的人家守岁的光景。或有一般俗户人家,自有熬年之法,推牌九,掷骰子,打麻将,在这夜晚成为这些人家的首选游戏。

守岁至头遍鸡叫,就有人家开始“烧爆竹”了。为什么是“烧”爆竹而不是“燃放”呢?原来,最早的爆竹,是将真的竹子放在火里燃烧产生爆炸的效果,火药出现后,人们开始将硝石、硫磺和木炭等填充在竹筒内燃烧,产生了“爆仗”。到了宋代,开始用纸筒和麻茎裹火药编成串做成“编炮”,可以通过引信燃放了,不过,人们习惯上仍称之为“烧爆竹”。

过了除夕便是正月初一,正月初一是新年,那时叫元日。王安石有一首家喻户晓的《元日》诗,写的就是大年初一: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”。铜陵这天,“长幼男女夙兴,列拜神祇、祖先,次拜尊长,族里故旧来往互拜,设酒肴以庆新年”。如此看来,与今天并无二致,其实不然。其一,今天还有几人“夙兴”,并且是那种着新衣裳欢欣喜悦地夙兴?其二,今天还有几人大年初一拜神拜祖先?其三,设酒肴以庆新年,那种喜庆的氛围,是今天大多数人无法体味的,因为在那时,除了四季时节更换之时才有宾朋宴会,此外“无招人列饮之肆”,不像今日城乡处处是酒店。

欢悦的时光总是飞快的,一圈年酒互请过来,月儿也由鹅毛而上弦而望,元宵节便到了。元宵节在那时叫上元节,是夜儿童和孩子们成了主角,“跨街张灯,儿童戏竹马,以恣游赏。箫鼓声闻闾巷,妇女或夜游,掷瓦缶,祓除不祥”。有没有龙灯?有没有猜灯谜?志书上没有记载,即使有,也一定不够普遍。不过,无妨,有响彻大街小巷的箫鼓声,鼓乐升平,足矣。于是,平时围着灶台转的妇女们,今夜或伴夫君,或邀闺蜜,鲜亮登场,更有那柳腰红裙惹得绿衣郎君目不转睛,秋波婉转,灯火阑珊。夜游之后,回到家中,妇女们还有一件重要事情,就是拿出准备好的陶罐,庄重地高高举起,然后掷地有声,这大约便是碎碎(岁岁)平安的来历吧。

过完元宵节,年也就过完了,今天是这样,那时也是这样。不过,康乾时代,过年前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,铜陵人过得也是有声有色的。

这个节日就是春节!

春节?春节不就是过年吗?这是怎么回事?这个说来有点话长,得从“四时八节”说起。早在春秋时,一年四季又叫做四时,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根据四时的气候特征,将四时分成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、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八个节令,这就是“四时八节”的起源。到了西汉才有了较为完整的二十四个节气,立春仍居首,因此自西汉以来立春不仅是一个节气,更是一个官民同乐、普天同庆的节日,被称之为春节,而把夏历正月初一这一天称作元旦(也称元日)。这种叫法曾延续了两千多年,直到百年前,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下了一个文件,明确每年的正月初一为春节,公元纪年的一月一日为元旦。此后,随着农耕文明的式微,立春日,仅作为节气之一存在并传承至今。

正因为立春是一个节气,所以每年的日子相对固定,采取公元纪年后,在每年的二月四日或五日(以四日居多),而元日因闰月等并不固定,有时在元日之前,有时在元日之后,有元日与立春同日的,很少。梅尧臣有诗《立春在元日》:“新春与新岁,时候不相先。未肯欺残腊,何曾占旧年。缀条花翦彩,插户柳生烟。独坐空山里,唯惊节物迁”。

县志载:立春,先一日,邑宰率官属迎春于东郊,邑人扮杂剧以迎春,观土牛以占岁,次早祀芒神,鞭土牛如仪。

迎春是立春的重要活动,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官方主办,民众参与其中。因事先必须做好准备,进行预演,俗称演春。然后才能在立春那天正式迎春。迎春是在立春前一日进行的,目的是把春天和句芒神接回来。迎春设春官,该职由乞丐担任,或者由娼妓充当,并预告立春之时。清末《点石斋画报》上的龟子报春铜鼓驱疫,都是当时过立春节日的重要活动。明知县李士元有《迎春》一诗,开头两句是:“绮罗成队接青阳,春仗行春春水茫”写的就是他率官属和百姓迎春于东郊的热闹场面。

立春占岁,民间非常普遍,或以立春日阴晴判定,或依古籍以立春日当日的日柱天干,判定这一年农业收成的好坏,而我们铜陵则通过观测土牛颜色来判定一年是否风调雨顺。这头土牛除了占岁外,还用作“鞭春”,寓意在于鼓励农耕。今天,在铜陵民间仍有把立春叫做打春的,即源于此。

鞭春之前先要祭芒神。芒神即句芒神,为春神,即草木神和生命神。句芒的形象是人面鸟身,执规矩,主春事。在周代就有设东堂迎春之事,说明祭句芒由来已久。这也是一项带有朝廷制度性质的迎春之礼,各地官府当然不可疏弃,铜陵也就概莫能外了。

时序推迁,俗尚也在发生变化,传承与创新始终如人的前后脚。铜陵人今天过年的风俗脱胎于康乾时代,然而,回望既往,我们又不难发现二者的不同之处。其一,那时人们过年始终不忘慎终追远,无论除夕、元日、立春日甚至上元佳节,祭祖总是放在第一位的,时时看看老祖宗们都留下了些什么,在自身与先贤之间做一个对比,尔后效法先古圣贤。此所谓“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矣”;其二,那时人们无论是祭祖还是拜神,目的非常单纯,无非是祈求风调雨顺,渴求国泰民安,对财和权贵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期盼;其三,也许受限于对自然知识的认识,那时人们对自然尚存有敬畏之心,对诸如社神、春神、灶神以及五祀之神礼敬不辍,自觉或不自觉地崇尚之,感恩之;其四,每个节日里的活动,无论官办还是民俗,仪式感非常强烈,这种仪式感的联缀,营造出的年味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,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洗礼。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,而这种传承恰恰是文字符号所难以企及的。

一言蔽之,那时的过年,滋生出乡愁,锤炼着乡愁,也传递着乡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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